不久之后，我告别了德朗内一家和玛格丽特，离开法国回到丹麦。在法国的日日夜夜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一年后，我终于拿到了博士的头衔，同时，我申请的加拿大技术移民也批准了。在此之前，我回过一次北京，为的是办移民所需的公证材料。我知道了一些老同学的情况，有大学同学的，也有高中同学的。
袁静娴在医院里工作，她和团支书结婚了，团支书家里有背景，被一家日本电器公司请去，负责华南地区的销售。
临走的头一天，我忍不住去了一趟原来的公司。许多老同事都不在了，也没有见到林薇。原来的经理也调回美国了，琴姐扶了正。她很热情，请我到楼下的咖啡厅坐了好一会儿。
她告诉我，我走后不久林薇就结了婚，和什么管理学院的一个青年教师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林薇婚后还和经理有瓜葛，甚至搞到自己家里去，结果被抓了现行，才一年多就离婚了。
我听后无限感慨，命啊，都是命！平民百姓小人物，生下来命就贱，如果没有遇到贵人提携，个人奋斗基本上就是原地转圈。
琴姐自豪地说，她的女儿考进了芳草地小学，很多同学的家长都是驻华使节。她还详细地问了国外寄宿学校的费用情况。
都是为了生活，都是为了孩子！我一点也不再看不起她，我觉得，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。
这年八月份，我离开丹麦来到加拿大。我先在多伦多住了一个月，后来，经一个在法国时的同事介绍，去卡尔加里一家石油公司面试，是一个研发的职位，和输油管线探伤有关。我根本不懂化工冶炼，所以没抱什么希望，不料，几个星期后，人事部就打电话来，问我还感不感兴趣。原来，他们确定的人选嫌钱少，去美国发展了。于是，枫叶红了的时候，我就去卡尔加里的研发中心上班了。事情真是顺利，谁也没有想到。
卡尔加里是一座新兴的石油城市，市区建筑都比较新，所以也比较漂亮干净。
我就在公司旁边的公寓楼租了一个套间，上班只要走十分钟。这件事我做得很英明，因为很快就开始下雪了，加拿大的公交远不如欧洲，我没有汽车，住得远冬天会非常麻烦。
我们研发中心二百号人，分成六大派别十四分支。经理大经理们热衷于争抢资源互相拆台，普通员工吊而郎当闲聊天传小道消息。欧洲人的特点是做事慢，加拿大人则是几乎不做事外加夸夸其谈，尤其是那些在美国就学或工作过的，基本上就靠一张嘴。
我上班没有太多事情做，基本上三个小时可以完成一天的工作，剩下的时间整理我在欧洲时没发表的数据，写成杂志论文寄出去。我报了个驾校学开车，下班以后要么练车，要么去公寓底层的健身房，其余的时间想女人。
我已经快三十岁了，三十岁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定下来的岁数。首先，你的智力，相貌，社交能力，健康状态等等，基本上确定成型了，其次，你迫切想把职业，婚姻家庭等等也定下来。
我积极参加卡尔加里大学中国学生会的活动，还去了几次华人教会，总的来说感觉不好，出国的中国女人，好像容貌气质上比国内大城市的要低一至两个层次。
周围的超市里有几个收银员，还有餐馆的几个服务员，都是本地年轻姑娘，长得很漂亮也很热情，不象国女整天沉着苦瓜脸。我仔细一想，还是不合适，学历且不论，起码得找个坐办公室的吧？要不然怎么对父母交待？儿媳妇是卖菜端盘子的？！
我们研发中心有一些女同事，有财会，采购，文秘，前台，也有技术员，不过年轻未婚的不多。现在时兴无纸化办公，公司不招年轻的小秘书了。有一位前台小姐长得还可以，人也甜，但个子矮了一点，还有明显的发胖的趋势。另有一位技术员，瘦高的个子身材很好，常常在健身房里碰到，可惜有一点儿凶相，不旺夫。
总体而言，加拿大的女人在气质上远逊于欧洲女人，别说和德朗内夫人比，甚至不如玛格丽特。魁北克和海洋省份的法裔稍微好一点，言行举止和穿衣打扮相对讲究一些。
我们有一个项目经理海伦，三十出头，从名字的拼写上看是法裔。她是唯一让我看得顺眼的女同事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很健康的样子，看书时戴一副眼镜，为人也和气。我主要是喜欢她的穿着，比较职业，通常是衬衣套裙高跟鞋，不像其他女同事，夏天拖鞋冬天皮靴。
海伦和我在国内时的琴姐有些相似，都有很多那方面不好的传闻。她是拉瓦尔大学化学工程出身，在多伦多附近的汽车业干过，嫁给了当时她的一个同事，也是项目经理一类的。后来她去美国读了个工商行政管理硕士，还是公司出的钱。学完之后，汽车业不景气了，夫妇俩双双跳槽，她来我们公司，她丈夫去了上海通用。据说她和我们原来的一个副总有一腿，所以才挤进的管理层。小道消息传得活灵活现，说是有一次在酒店开年会，大家亲眼看见她从副总房里走出来，衣冠不整，面色潮红，发型零乱。
海伦在研发中心不太吃得开，因为那个副总两年前跳槽走了。她本身技术上不行，而她们组的成员，也就是她的手下，也都不行。据说海伦以前有过几个能干的组员，看到她失势，都找机会跳到别的组去了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职场上就是这样。
